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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人物
水稻人生沉甸甸亮闪闪
发布时间:2014/9/17 作者:管理员   来源:农民日报

徐一戎生前工作照

  徐一戎(1924-2014),黑龙江省农垦科学院终身不退休研究员。从事水稻科研工作64年,提出的寒地水稻直播高产栽培技术和寒地水稻旱育稀植“三化”栽培技术,突破了高寒地区水稻种植的禁区。他的创造性研究,为我国寒地水稻栽培跨越式发展注入了巨大动力,创造了在高寒地区水稻生产面积超千万亩,单产超千斤的奇迹,为黑龙江垦区乃至全省的种植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被广大群众尊称为“寒地水稻之父”。


  徐一戎太像一个农民了。


  照片里的他,黑、瘦、背微驼。剪着小平头,硬茬茬的头发已经花白。额头布满道道抬头纹,颧骨高耸,脸颊有少许老年斑。一双握稻穗的手,粗糙而厚实。


  照片里,徐一戎穿着一件白衬衫,当时同事还表扬照片中的他很“有型”。“但他再怎么打扮,都像是个农民。”与徐一戎打了20年交道的黑龙江省农垦科学院院长马守义说。


  “农民”这个标记,深深烙在他身上已经半个多世纪。


  6月,哈尔滨,徐一戎的家。温煦的阳光射入书房,4个对开门书柜,一摞摞水稻专业书籍、他用毕生心血记录“北大荒水稻史”的51本日记,被家人擦拭得一尘不染。书桌的相框里,徐一戎捧着一大束水稻,在阳光下,浅浅地微笑。


  6月,佳木斯,在徐一戎住了大半辈子的小楼前,他亲手种下的李子树上,待成熟的果实低垂着头,像要诉说什么,却最终静默无言。


  时至今日,这位把一生奉献给水稻事业的91岁老人,已经离开我们3个多月了。


  “今年的丰收酒,徐老喝不到了。”


  ——农民张景会


  远处的田埂上,徐一戎走“平衡木”的身影仿佛又一次在张景会眼前浮现。


  建三江管理局的七星农场,53岁的种植大户张景会承包了650亩土地,他的水稻平均亩产1300~1400斤,最多的一年,他收了90万斤水稻,按照人均年消费200斤大米来算,光张景会一个人种的水稻,就够3000多人吃上一年。2005年,这个只懂得种水稻的农民走进人民大会堂,被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亲切接见。“我种了19年水稻,徐老每年至少要来两次。他一遍遍叮嘱我,虽然咱地多,可不能‘摊大饼’、‘和稀泥’,上百亩的水稻,得让一棵一棵的苗都长好。”


  “就拿这施穗肥来说,以前我们都是固定在7月15号施肥,后来按照徐老的叶龄诊断技术,水稻长到9个半叶片时施肥,不管到没到固定日子,准成!”说着,张景会弯腰拔了一棵秧苗,正长到5片叶子的小禾已经开始分蘖,他的声音突然低了下去:“徐老每年这会儿都来,每次看完稻子,他都说,明年我还来!”


  但如今,留在张景会脑中的,只有回忆。让他谈谈徐一戎,张景会猛吸了两口烟。“没有徐老,哪有我们北大荒农民的今天?”


  建三江分局党委书记王金会颇有些自豪地说,我们创造了几个中国粳稻生产之最:种植面积最大,730万亩;总产最多,年产近100亿斤;单产1200斤,全国最高,超过了日本韩国这样的水稻高产国家,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4倍。


  可王金会永远都忘不了在成为“绿色米都”之前,建三江经历了怎样的阵痛。


  这片高寒区域曾经是“水稻禁区”,在这里,由于气温低、无霜期短,只有小麦玉米等生长期较短的旱地作物才有机会存活下来,然而,三江平原上江河纵横,地势低洼,又成了旱地作物的致命伤。


  1991年,建三江发生特大洪涝灾害,三江大地成了汪洋一片,丰收的果实被大水吞没。1992年,特大洪涝灾害继续降临。两年的损失相当于30年来国家给建三江的全部投资,相当于一百万台新出产的拖拉机被水冲走。


  被涝灾伤透的建三江人请来徐一戎,“旱育稀植”水稻栽培迅速在15个农场全面铺开,水稻的种植面积扩到耕地的八成。已经70岁的徐一戎,奔走在建三江每块稻田的田埂上,实在跑不过来了,徐一戎和团队废寝忘食地编了《水稻栽培必读》、《寒地稻作》、《寒地旱育稀植“三化”栽培图历》。这3本书,成了稻农随身携带的“老三篇”。他们说,按着这本册子搞生产,谁都能把地侍弄好!


  “建三江的水稻怎么种?徐老让我们怎么种,我们就怎么种。”王金会说。


  从只种小麦玉米到大面积推广水稻,从不会种水稻到种出世界同纬度最高水平的水稻,王金会说,这是建三江的一场种植革命,这场革命加快了农业现代化的步伐,保证了粮仓充足和国家粮食安全。


  这样的革命何止仅仅发生在建三江。1984年,黑龙江水稻种植面积只有27万亩,1995年增加到267万亩,1996年又猛增到514万亩,到2000年突破1000万亩大关,2012年攀上了2322万亩的高峰。


  上世纪70年代,红兴隆管理局党委副书记陆书富清楚地记得,为了吃上一口大米,他要在寒冷的冬夜裹上一块大苫布,开一辆透风漏气的小四轮,夜奔几百公里,到朝鲜族人居住的村落里用50斤面粉换40斤大米。“为了吃一次大米,要冒着脚趾头被冻坏的危险,还不敢声张,这在当时被叫做‘投机倒把’。在陆书富这样的60后人的记忆里,北大荒种不了水稻,北大荒人不会种水稻。


  说到这一前一后的鲜明对比,张景会默默地擦了擦眼泪。


  “今年的水稻在分蘖上出了点问题。以往,都会请教徐老。只是现在我们该问谁呢?”


  ——学生孙作钊


  “6月正午的太阳照得人眼花,人们都躲在树荫下。可徐老戴着一顶草帽,从一大早就在稻田里查看稻情,蹲下、起来,换个地方再蹲下、起来……整整一上午三四个小时就这样重复做蹲起动作。”


  谁能相信,学生孙作钊用这段文字描述的徐一戎,当时已近88岁高龄。


  “徐老对学生严厉的前提是,他首先以身作则。”农垦科学院水稻所副所长那永光说。


  3月,北大荒依旧寒气逼人。徐一戎带着助手们去打水田的池埂。冻土里掺杂着冰碴,胶靴踩进泥里,靴子直往地里钻。他索性甩掉鞋子挽起裤腿赤脚下田。


  7月,骄阳似火,水稻一天一个样地生长,他泡在水田里记录着水稻样本的叶片数、叶片长、叶形态、叶面积。一片片地数叶子,一条条地量根系,不同生育时期叶片的大小长短、主茎各个叶片的寿命,甚至每一张叶片伸展的角度,徐一戎和他的团队都一一收集记录,短短两年先后收集水稻生长数据10万个,为了使这些数据跟黑龙江的气候条件结合起来,他们用笔算,用算盘打,实在算不过来了,就借来科研所的手摇计算机处理数据。


  黑龙江垦区在1984年之前,水稻一直采取直播栽培方式。稻种撒进浅水田里,羸弱的稻苗在冰冷的水田里往往扎不住根,几片刚长出来的稻叶蜷缩着漂浮在水田里。徐一戎长久地蹲在田埂上,思考稻苗倒伏的解决方案。最终,几番试验过后,他提出了“立针期晒田”的栽培方案:“水稻就像人,想活下来,就得让它使劲往下扎根找水分。”为了让水稻把根扎深,徐一戎一反多年水稻种植传统,让刚刚出苗的水稻长在排干水的田里,水稻倒伏问题果然解决了。


  从此,寒地水稻长期水层灌溉的栽培模式被彻底改变,播种后浅水、立针期晒田、分蘖期浅水、分蘖末期再晒田、减数分裂期深水、齐穗后浅水间歇灌溉的“三浅、两晒、一深”灌溉方法,极大地提高了水稻栽培技术,成为北大荒稻农的“看家本领”。


  1984年,徐一戎的“寒地直播水稻早熟高产栽培技术”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他重点推广的“合江19号”首次突破直播水稻亩产千斤大关,寒地水稻禁区的大门第一次被叩开,水稻和玉米、大豆一样,进入北大荒主栽作物的行列。


  徐一戎成功了,他承担的“寒地水稻直播高产栽培”和“水稻低温冷害防御技术”连续获得黑龙江农垦总局和农业部的科技进步奖,整个黑龙江都在推广他的亩产千斤栽培技术。“在黑龙江,100个种水稻的人里,至少有99个知道徐一戎!在整个垦区,有很多德高望重的老专家、老学者,但如果让所有的农业科研工作者公推一位老师,那只能是徐老。他是我们北大荒的‘寒地水稻之父’啊。”跟随徐一戎研究了20多年水稻的马守义说。


  北大荒每三五年就会发生一次低温冷害,每一次都意味着水稻的灭顶之灾。直播技术把水稻的生长过程控制得再好,也无法弥补水稻在特殊冷害年份所欠下的积温,积温不足,就使水稻大幅度减产。


  恰在此时,一名叫做藤原长作的日本稻农在黑龙江方正县推广旱育稀植技术。徐一戎前去考察,回来后,心里像开了一扇天窗般的亮堂:旱育稀植将稻种播在温室苗床上,待长成秧苗后再插秧入田。这么一来,至少可以帮秧苗在生长的第一个月抢到300摄氏度的积温。


  制约水稻稳产、高产的“紧箍咒”似乎有了解开的可能。但是,改直播为旱育稀植,意味着徐一戎几十年的直播高产栽培研究成果几乎要全盘推翻,积累的数据要重新来过,这实在是一个残酷的决定。要不要放弃自己和团队潜心几十年研究的水稻直播栽培技术?


  连时任黑龙江农垦总局局长的刘文举都为徐一戎感到心疼:“老徐,既然直播可以取得500公斤的产量,咱们为什么还要推广插秧呢?就推广500公斤模式行不行?”


  “不行!”


  “为什么?直播技术毕竟是你和团队几十年研究的结晶啊。”


  “500公斤模式再好,也没法抢到旱育稀植在苗床上给水稻抢到的300摄氏度积温。”徐一戎顿一顿又说,“咱们的直播技术打破了北大荒水稻不能高产的定式。但是要让水稻能在北大荒大面积种植,还得推广藤原长作的旱育稀植。”


  在曾经被质疑“要不要种水稻”的查哈阳农场,徐一戎带领自己的团队开始了新一轮攻坚战。之所以要选择这里,一是因为查哈阳农场位于北纬48度以北,能充分代表寒地气候环境。二是因为,早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就曾在这里投入10个“开拓团”建立水稻种植基地,却被这里严峻的气候环境击败,留下个半拉子工程跑掉了。


  从保温棚的大小到育苗的类型,从人工插秧到穴盘育苗机械插栽,在查哈阳农场,“旱育稀植”的大课堂在天地间铺展开来。


  扣大棚、筑秧台、购秧盘,稻农们舍不得前期每亩100多元的投入,徐一戎把经济账和种植课结合到一起上,令人信服地计算出一亩水田相当于三四亩旱田的效益。旱育不旱,稀植不稀,秧苗不壮,稻农们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技术掌握参差不齐,问题百出,徐一戎和他的团队将旱育稀植技术和根系转化、叶龄分析等理论相结合,配合北大荒30年的气候变化图,研究出一套适合北大荒气象条件和生产水平的完整栽培模式——旱育稀植“三化栽培”技术体系,做成一张张简单易懂的图例供稻农随用随看。


  现在,记者随便走进一户垦区稻农的家,在最显眼的位置,一定会挂着一张“水稻叶龄诊断技术模式图”。跟着徐老种了十几年水稻的稻农冯立江说:“这地方,过去是我们农家摆放祖宗神位的地方,徐老就是我们稻农心中的‘农神’、‘财神’。”


  2013年4月,北大荒的春天来得格外晚。苍茫的三江平原上,坚硬的冻土层丝毫没有显露复苏的迹象,肥沃的黑土地硬邦邦地沉默着,不肯接纳孕育着丰收希望的稻种播撒进自己的胸怀。


  眼看着就要过了水稻的最佳播种期,九十岁的徐一戎坐不住了,他从哈尔滨坐车7个小时连夜赶到位于佳木斯的农垦科学院。在年已8旬的老伴王淑英的陪伴下,向科学院的水稻试验田走去。


  几十年间,从研究院到试验田,徐一戎每天要早中晚走上3个来回,喜欢事事做到“心中有数”的他知道,这一路,有33根电线杆,每根电线杆杆距55米,全长4.5里。然而这一天,电线杆刚刚数到一半,胸口一股剧烈的疼痛不允许他再多走一步。研究院院长马守义和水稻所所长解保胜闻讯赶来,面对跟了自己几十年的弟子,徐老用粗糙的大手抹了一把眼睛,喉咙动了两下:“怎么就走不动了?这辈子,还能再去水稻田里走上几回?”


  去年,90岁的徐一戎一定要马守义带自己回一趟“家”。马守义知道,徐老说的家是牡丹江管理局856农场。50年代徐一戎刚到北大荒,承担的第一项工作就是856农场的建设勘察。在荒地里搭“马架子”住过,在沼泽地里被“熊瞎子”包围过。后来,856农场建成了北大荒的“天下第一水稻大场”,徐一戎一生重要的11个课题,有9个在这里试验完成。在农场中心的水稻文化园里,856人立起了两座碑:水稻一座,徐一戎一座。


  856农场农业生产部部长韩兆明永远忘不了徐老的最后一次“回家”,他走在地里,拿起穗子瞅,肯定地说,今年会有大丰收,连弱势稻长得都这么好。“那年,试验田里的水稻打了906.3公斤的稻谷,接近吨粮田!”


  韩兆明不知道的是,喝了很多酒的徐老坐上返程的汽车便落了泪。“老爷子似乎感觉到,这是他最后一次‘回家’了。”马守义回忆说。


  徐一戎的生命在水稻的一栽一收间,走向了倒计时。


  “父亲的书房还是原来的陈设,桌上落了灰,母亲就去擦一擦。心里总觉得父亲还在,烟卷、稿纸、圆珠笔、报纸,都在等着他去动一动。可抬眼看到桌上的照片,才知道父亲真的不在了。”


  ——女儿严历哈尔滨,这是徐一戎住了5年的家。老伴王淑英常嗔怪他:“从佳木斯搬到哈尔滨一年了,可出了门就找不到家;到家了不会开门,开了门又不会锁;头一天见到的人第二天就忘了;中午问他早晨吃了什么,他想半天也想不出……”老人自己笑:“上了年纪,什么都忘了。”


  搬到哈尔滨之前,老人把自己和老伴一辈子的积蓄取了出来,一共17张存折,又预支了几个月的工资,凑足100万元,留给了农垦科学院:“只要能给水稻使上点力,哪怕少让水稻结个瘪粒,这钱就值。”


  钱留下了,人也还是常往田里跑。老爷子年纪大了,大家不能再让他舟车劳顿,请他讲课、指导的越来越少。老人自己兜里揣一张纸条:“我是自愿来的”,缠着水稻所的弟子们带自己下田。北大荒的113个农场散落在5.6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一天在路上奔波七八个小时是常有的事,弟子们总担心老人累不累,徐一戎一脸轻松相:“不累,现在的公路好走,都是水泥路;过去也是‘水泥路’,除了水就是泥,随便去个地方都要八九个小时。”


  90岁高龄时,徐一戎把课堂搬到了家中。“父亲喜欢讲课,学生们只要不说停,他能一直讲下去。在教学方面,父亲没有一点保留,生怕自己的东西别人拿不走。”往往,学生们刚走,徐一戎便累瘫在沙发上,有时候累得连晚饭都吃不下。后来,老伴心疼他,都会悄悄地叮嘱学生们,“就呆1个小时吧,徐老师太累。”


  有时,碰巧学生们这段时间忙,没去看他,徐一戎也会在家急得团团转,念叨着:“怎么还不来家里看看我?”


  春节,学生们办了一桌席,徐一戎的口中却仍只有水稻。“再好的菜上桌,他连看都不看。”女儿严历没忍住,悄悄地用手碰碰父亲的衣襟,徐一戎却说:“现在不让我说,以后哪有时间说?哪有机会说?”殊不知,那些他说了数十遍以上的水稻理论知识,学生们早已熟记于心。


  “他那份执着打动了我。”王淑英动情地说。很多年前,老伴曾去稻田里探望徐一戎,心疼得直落泪:“在水稻田里长年累月地浸泡,老徐除了拇指是完好的,剩下的手指上全是茧子,脚趾是肿的,鞋都穿不上。”


  “父亲的最大爱好是读报。”严历说,家中最多的时候一共订了10份报纸,“他能从第一版一字不落地读到最后一版。”5月12日,严历例行给在病榻前的父亲读报纸,当读到建三江垦区水稻已插秧31%时,徐一戎突然接过话茬,“再有一个礼拜,全垦区插秧就结束了。”后来徐一戎去世,严历从报纸上看到,插秧结束时间和父亲说的完全吻合。


  徐一戎的外孙20岁,崇拜姥爷的他选择了学农:“如果姥爷还在,就能在功课上多给我一些辅导。”


  ……


  2014年5月13日,老人陷入昏迷状态,弥留之际,孙作钊把耳朵贴在他的嘴旁听,“叶龄……”,还有几个数据,孙作钊听不清了。这位老人完成了将近一个世纪的长跑,在生命的尽头,牵挂的依旧是水稻。


  正在河南兰考学习的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党委书记隋凤富惊闻噩耗,夜不能寐,挥泪敬挽:一生一业,米路健行,耕北国黑土,建大仓功高,寒稻父名垂青史;九秩九德,仁者上寿,颂大荒神农,济生民德厚,瘦鹤道范立千秋。


  在856农场水稻文化园里,徐一戎依旧屹立,站成一株禾木的姿态。他的身后涌起着金色的稻浪,稻田在他的目光中铺向天边。


  徐一戎留下太多遗憾,却有千千万万个农垦农业科技工作者继续着他的事业。


  恍惚间,深夜,书房里,橘黄色的灯光下,徐一戎依旧披着外衣,捻着烟卷,摊开稿纸,像往常一样,一笔一划地记录着每日水稻生长的点点滴滴。


  “水稻人生”,沉甸甸,亮闪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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